这固然是一种理性，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经济总量赶英，给我们带来的福利有限，梦已成真，但梦并不那么美。经济总量节节攀高，而底层社会依旧广泛存在，普通人的生活品质没有实际改善。工资增长幅度远远比不上GDP和财政收入的增幅，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岿然不动，就是有力的印证。

经济增长不能让老百姓受益，这种现象早就不是鲜为人知。而要追问这种并非鲜为人知的现象，吴敬琏最近推出的《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不能不说是一本必读书。

两种主要危险

吴敬琏是以“吴法治”的身份，来推出这本书的。早年，也就是1990年代之前，吴敬琏的社会形象基本上可以叫做“吴市场”。换句话说，那时他是以市场经济的主要倡导者而著称于世的。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逐渐落地生根，吴敬琏发现他早年对市场经济的幻想过于浪漫，“在我国改革的早期阶段，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不少市场取向改革的支持者都认为，只要放开了市场，就能够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而没有认识到市场的正常运行是需要一系列其他制度的支撑的。没有这种支撑，市场经济就会陷入混乱与腐败之中”。随着市场经济越来越变形走样，社会越来越无序和失范，吴敬琏大梦渐醒，从前的“吴市场”，就逐渐变成了“吴法治”。但他对市场经济的信念却始终没有变化，只是更理性，更成熟罢了。如何用法治来规范市场经济，保障市场经济，成了吴敬琏晚年思考的主题。

在这点上，吴敬琏完全是以三娘教子的心态，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主要就汇集了他多年来反思市场经济，多年来主张法治与民主的言论。

在吴敬琏看来，中国现在面临着两种主要危险，一种危险来自左，一种危险主要来自自己的阵营，对手主要是他原来的同道，即当年和他一样因主张市场经济而成为另类，后来却越来越主流、越来越飞黄腾达的某些老朋友。个人友谊的淡漠固然令人伤感，但最让吴敬琏忧心的，还是那些老朋友所代表的那种势力，那种思想倾向。与老近卫军不同，这批人“并不愿意回到计划经济的体制中去，然而他们也不愿意看到规范化的、平等竞争的市场的建立，而是希望维持甚至扩大目前的市场混乱和行政权力广泛干预市场的状态，以便继续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自由自在地弄权‘寻租’、发财致富。”在过去20多年中，“要求进行规范的改革往往被有些人说成是‘理想化’乃至‘保守思想’，而花样百出的‘寻租’活动，例如，圈地运动式的‘土地批租’、掠夺广大中小投资者的金融魔术、鲸吞公共财富的‘产权改革’等等却被这些人以‘改革’的名义歌颂备至。”在吴敬琏看来，腐败之所以蔓延，就在于有那么一种强势力量，以行政权力干预市场交换，把市场体制变成分肥体制。他们只会在混水中摸鱼，水清了，他们就无鱼了。所以，强大的法治体系，规范的市场秩序，恰恰是他们的噩梦。但是，正是他们往往占据着改革的话语高地，他们一切混水摸鱼的丑行，都套上了改革的炫目光环。

两种力量，一个是因分赃不均而不满现实的老近卫军；一个是垄断了资源分配大权的当红新贵，他们互相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组成了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同盟军，导致了市场秩序的倒退和混乱。

如果说，在整个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初期，吴敬琏主要是跟反市场的老近卫军角力，那么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吴敬琏就陷入了两面作战，而且是把主要精力用来跟本来同属于市场派的新贵们交锋。反市场的老近卫军对他自然是咬牙切齿，如有杀夫之仇；新贵们则认为他多管闲事，碍手碍脚。吴敬琏就这样两面不讨好，两面不是人，挣扎于两种力量的夹缝之中。

三个方向的挑战

好在，虽然在精英层面几乎落落寡合，但在群众中间，吴敬琏以其独有的道德形象，而赢得了广泛的尊敬。但随着市场经济无序状态愈演愈烈，底层乃至中产阶层都因为市场的无序而饱受煎熬，一度被人们寄予厚望的市场经济，其声誉一落千丈；群众开始走向市场经济的反面，作为市场经济主要捍卫者的吴敬琏，因此在群众中也开始失去原有的尊敬，彷徨孤立达于极点。市场经济的这种尴尬境遇，吴敬琏其实有所预言。第三次改革大论战爆发前夜的2004年，他曾这样预言：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中，弱势群体可能由于各种原因受到了损害，但对于是什么样的制度或政策使他们受到损害，可能并没有深刻的了解和把握。如果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两种力量结盟蒙蔽群众，就有可能把群众误导到反市场的方向上去。第三次改革大争论中，本来已成明日黄花的老近卫军，竟然赢得部分群众的喝彩；甚至某些自由派学者，也盲目附和群众的激愤，扮演起民粹主义先知的角色。这在在印证了吴敬琏预言的精确。所以，争论巅峰中的2005年12月，吴敬琏曾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著名论断来结束自己的演讲，以此提醒同道：

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创造的最有效的组织生产和安排分配的方式。然而，它的发展需要一系列良好的制度安排作为其基础设施，而这些基础设施的建立和维护需要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这种政治环境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威胁，第一个威胁是来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已经在市场中占据了强势地位，还企图继续维持其地位。第二个威胁来自庞大的贫困人群。这两方面的人群，看起来彼此地位极其悬殊，可是它们一旦在反对市场体制的问题上结成联盟，就会发挥巨大的影响力，政府对市场采取干预行动。这种行动表面上打着改进市场缺陷的招牌，实际上却妨碍市场的有效运作。而大众不但不会抗议，甚至还要喝彩，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未来会因此受到损害。

无论是老近卫军的狙击，还是新贵的作祟，这一切其实都在情理之中，意料之中，因而都是无所谓的事情。对人杀伤力最大的，应该是部分群众的倒彩。群众往往是非理性的，他们只是凭感觉做出选择，凭义愤采取行动。实际上因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