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由两种人组成：男人和女人。这两种人演绎出浩如烟海的人类历史，而在男女两性发展史中，内衣则是两性关系的载体和镜子。简言之，内衣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两性关系的发展史。

在外国影片中，常可见到16～19世纪的欧洲女性身着低胸、窄腰、阔摆的长裙，显露迷人的身体曲线，她们在舞会上情绪激动时动不动就会突然昏厥，在场的绅士会及时撕开她的紧身内衣，使其恢复呼吸。这是遮掩的情色，隐喻着情欲——昏厥与性高潮的表现有许多相似之处。

其实，在远古时期，某些地区的人类就开始穿内衣，但目的是为了保护生殖器官，是生殖崇拜的一种反映，暗含着情色的意味。

总而言之，内衣自诞生的那一天起，便与“情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内衣是身体，中间是性

内衣之所以与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与性社会学博士方刚交谈时，方先生解释说：“这是因为内衣是用来裹住那些最秘不示人的器官的，所以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和这些器官一样神秘的色彩。由于我们想到这些器官就会想到性，自然想到内衣也就会想到性。另外，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商家，都有意将内衣与性联系在一起，比如内衣会做得越来越‘性感’，诣在突显那些被遮挡的部位。眼下，最时尚的内衣，已经几乎没有实用功能了，而是变成一种床头的性感诱惑和欲盖弥彰的标志。”

绘画大师马奈曾创作一幅油画《娜娜》，有介绍说，画作首次亮相时，旁边附有一首小诗：“赤裸得不能再赤裸，罩着那蓬松又轻盈的内衣，美丽而纯洁的少女，透出她那苗条的身材和迷人的魅力……”某些评论家也称画中女人身上的浅蓝色缎制内衣是这幅画的点睛之笔。

明明穿着内衣，为何“赤裸得不能再赤裸”呢？这是因为在绘画作品中，性吸引恰恰产生于着装与裸体之间——“内衣就是身体，身体在内衣的怀抱下有了它的形状；内衣因为有了身体的填充而与它合二为一”。马奈自己也曾说过：“也许我们可以将缎制紧身内衣看成是当代的裸体塑像。”

穿内衣和一丝不挂，究竟哪个更性感？

答案是前者。

的确，在19世纪欧洲男人眼里，穿紧身内衣的女人要比一丝不挂的女人更性感。从表面上看，内衣让裸体的魅力大打折扣，实则达到了欲擒故纵的效果。这让我想起了脱衣舞。脱衣舞之所以让许多男人趋之若鹜，就在于从厚厚几层衣服脱到一丝不挂的悬念，整个过程比裸体更容易让男人感到兴奋。而在一些成人漫画中，那些最能激起男性读者兴趣的女主角，大都为身着鱼网式长统袜、吊袜带和半露式胸罩的形象，就像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海报女郎、性感撩人的贝蒂•佩吉那样。

某些女性内衣就是专门为吸引男人的眼光而设计的。在西方社会，女性内衣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高级妓女圈子里发展演进的，频繁光顾内衣店的也多是高级妓女。法国画家洛特雷克擅长对妓女的刻画，他创作于1896年的《路上的诱惑》中，一个丰满的高级妓女端坐于镜前束紧身内衣，旁边的男人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也许在他看来，一个穿着内衣的女人，既可以说穿着衣服，也可以说一丝不挂。

从元代的“合欢襟”到清代的抹胸

我国古代内衣也颇具“情爱”色彩。元代有“合欢襟”，明代福建地区有“合欢襕”，隐喻着男女情爱。在颜色上，古代内衣更倾向于明亮、艳丽之色，尤以象征爱情和喜庆的红色备受青睐。

有一次逛内衣店，一件绣有并蒂莲的红色肚兜让我爱不释手，遂想起《红楼梦》中一个情节：一日宝钗来到怡红院，正值宝玉午睡，袭人在旁为其绣肚兜——“白绫红里的肚兜，上面扎着鸳鸯戏莲的花样，红莲绿叶，五色鸳鸯”。袭人出去后，宝钗“见那个活计实在可爱，不由的拿起针来，就替他作”。

我国古代内衣多绣有象征爱情和婚姻的鸳鸯、并蒂莲、蝶花恋等图案，已出土的汉代“抱腹”、“心衣”，就多以各色丝线绣出以爱情为主题的图案。而且，有爱情象征的内衣谁绣给谁穿。就像肚兜，本乃贴身之物，袭人为宝玉绣肚兜，是作“妾”的职责所在，而宝钗为宝玉绣肚兜，就未免让人产生暧昧的联想，难怪黛玉撞见后心中酸酸的。不过我国古代内衣也流行绣春宫图，可见情爱与情色其实只有一步之遥。

作为爱情的见证，古代男女之间还经常互赠内衣之类的贴身之物。仍以《红楼梦》为例。晴雯被逐出贾府，临死前“将贴身穿着的一件旧红绫小袄儿脱下，递给宝玉”，宝玉“连忙解开外衣，将自己的袄儿褪下来，盖在他身上，却把这件穿上”。此处的“小袄儿”即我们今天的贴身衬衣。赠答之间，令人唏嘘。

在剔除了情爱的温馨之后，内衣自然也具备香艳的色彩。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女子喜穿暴露装和透视衣，“长留白雪占胸前”，其“半露胸式裙装”多配以无带内衣“袔子”，在透明的罗纱下，内衣若隐若现，极具风情。当时的“时尚教主”杨贵妃更是深谙内衣轻、薄、透所传递的性感信息，在唐玄宗面前屡试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