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在现代高新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时候，在人们惊呼“知识爆炸”的信息时代，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仍然像磁石似的吸引着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及爱好者。作为谋略文化的经典之作，诞生于2500多年以前的《孙子兵法》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备受各国政治、军事、外交、企业和体育界人士的广泛重视。继1989年、1990年、1992年、1998年陆续召开第一至第四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之后，2000年10月中旬，第五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在苏州吴县市举行。来自俄罗斯、美国、日本、法国、加拿大、荷兰、新加坡、马来西亚、葡萄牙、印度、伊朗以及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160余人会聚在《孙子兵法》的作者——兵圣孙武当年献书、拜将之地，当然与孙武教练女兵的有趣史迹和《孙子兵法》一书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不无关系。日本民间《孙子兵法》研究专家服部千春在会上曾满怀敬意地提到1200多年前的盛唐时期，留学中国长达17年之久的日本学生吉备真备历尽艰辛回到自己的祖国。他在离开繁华的唐朝都城时并没有携带什么丝绸珍宝，而是把唐朝廷赏赐给他的钱用来买书，将大批有关中国古代文化的典籍(其中包括中国兵书)捆载而归，《孙子兵法》由此传入东瀛。自16世纪以来，日本的《孙子兵法》研究著作竟多达170余种，该书受重视的程度于此可见一斑。曾为法语读者提供了一个更严谨的《孙子兵法》法文读本的尼凯教授，在进行大会发言时也说起，早在18世纪，一个在清朝宫廷居住过的传教士阿米奥(中文名为钱德明)就曾翻译并在巴黎出版了《孙子兵法》法文本。这个《孙子兵法》的西方语言译本和后来出现的各种兵书译本引发了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兵学长久不衰的特别关注。

　　在人类历史上难得一遇的千年之交，人们对这部杰出的兵学著作超越时代的理论价值有更深切的感触，同时也更关注于如何使这部诞生于丘牛大车时代的著作蕴含的博大精深的行动哲理、超凡出众的斗争智慧造福于新千年的人类社会。正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王祖训上将在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演中所说的那样：“以孙武为代表的中国先秦兵学大师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创造了不朽的用兵艺术，更在于高举‘义战’、‘慎战’的旗帜，反对穷兵黩武。他们强调战争法则必须服从社会道义法则，军事暴力的运用必须接受人类道德的约束。中国传统兵学的这种人道主义底蕴，在现代国际生活中值得高扬。”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会长李际均中将在大会开幕式上致辞时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愿：“维护世界和平与尊重各国主权及其人权，是相辅相成的。在国际社会交往中，应当承认并尊重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价值观念上的差异，通过对话、协商和谅解，谋求战略利益的共同点，以达到双赢的局面。当不同的文化背景发生矛盾与冲突时，明智的选择是寻求一种不转化为武力对抗的思维方式和政策导向。我想这是研究像《孙子兵法》这样的军事文化遗产的出发点和归宿。”

　　尽管与会代表的学术领域不尽相同，研究兴趣也不全一致，但从孙子等前辈哲人的思想遗产中汲取智慧，让和平与安全的阳光普照明天的世界，则是与会代表的共同企望。

　　当代军事理论的嬗变与《孙子兵法》所面临的理论挑战

　　《孙子兵法》超越时代的理论价值，是它历经2500多年至今仍受到人们重视根本原因。而且大多数的与会学者，都同俄罗斯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基尔申一样，仍然认为《孙子兵法》精博深邃的思想不仅在过去对中国仍至世界军事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思想“核心和精髓，‘非战’、‘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对我们深入思考和全面领悟新世纪战争的哲学本质，更是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日本学者大谷贵央在《“知彼知己”与国家安全》一文中也提到，《孙子兵法》所提出的“知彼”、“知己”以及“备患”等思想，都是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不可易移的基础。美国学者白邦瑞在题为《学习孙子“先为不可胜”的思想，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的大会发言中说：“孙子离开我们几千年了。今天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但孙子的战略与谋略思想是跨越时空、不朽永存的。”他还风趣地编了一段顺口溜，来说明学习《孙子兵法》的重要性——“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四天不学被端老窝，五天不学要亡国。”在肯定《孙子兵法》在未来国防与军事斗争中仍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前提下，卢浩衷、姬宏斌的《孙子的战略思想与空间力量的威慑运用》，单秀法的《〈孙子兵法〉重战慎重战思想的当代意义》，韩嘉禾、毛笑冰的《孙子思想与新世纪国际安全观》，张云的《孙子兵法与国防教育》，刘先廷的《孙子的多极战略思想》，唐武文的《从科索沃战争看未来战争形态》，蒋磊的《当代中国海权与〈孙子〉安全观》等文章或对《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进行深入发掘，揭示其尚未为人所认识到的思想精义，或站在未来战争理论需求的立场上审视《孙子兵法》，寻求新的战争理论与其思想的契合点，阐发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由于近年来高技术在军事领域里的广泛应用，科学技术因素在战斗力体系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知识与信息成为战争的重要因素，战争的道德问题被提到新的高度，当代军事理论发生了很大变化。大量非传统的战争新概念向传统战争发出了挑战，向传统战争理论发出了挑战，也牵扯到如何认识《孙子兵法》的现实价值问题。美国学者冯德威在研讨会上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如在当今世界军事理论家正探索的所谓“军事革命”和“军事技术革命”中，《孙子兵法》是否仍然适用？如果适用，在战争的什么层次上适用？换句话说，技术的革命性进步是不是使《孙子兵法》的重要性下降？孙子的思想如何应用到现代的技术军种？《孙子兵法》如何适用于谋求高速机动、打高技术应急作战的军队？《孙子兵法》如何应用于“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或“大规模地区冲突”？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如何才能把《孙子兵法》应用于类似维和行动的“非战争军事行动”？这些问题集中代表了一些外国学者对《孙子兵法》在未来战争理论中地位的疑虑。对此，姚有志的《新千年开启之际的战争哲学思考》、吴如嵩的《迈向21世纪的〈孙子〉研究》以及薛国安的《战争悖论与孙子思想的回归——略论〈孙子兵法〉与当代军事理论的融合》等几篇文章做出了正面回应。姚有志指出：当今战争形式、战争手段乃至战争理论的深刻变化都不意味着具有东方兵学特色的谋略制胜失去了光辉。战争作为力量组织和力量运用的艺术，高技术战争将伴随着高智能的谋略运用，谋略仍是弥补武器装备不足的重要途径。吴如嵩具体分析了《孙子兵法》所面临的挑战，认为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军事革命所引发的新的作战方式的挑战，比如“非线式作战”、“非接触作战”、“非对称作战”；二是被认为是打破了一切传统战争理论的“战争新概念”，比如“信息制胜论”与“零伤亡战争论”。他认为前者是值得高度重视的新事物，而后者则是应予批驳的错误理论，其论者在引用孙子的观点作为其理论注脚时存在着明显的误解。薛国安则从美国空军学院的哈蒙德教授提出的“战争悖论”说入手，指出这些所谓“战争悖论”以及其他有“悖论”之嫌的新观念、新理论，绝大部分并非什么前无古人的理论创新，而是在当代高技术平台上对以往人类战争智慧的吸收和运用，特别是对东方一些流传千古的战争常理的继承和发展，其中许多见解与孙子的思想主张基本吻合，堪称对孙子军事思想的回归。另一方面，新军事革命和高技术局部战争是更高层次的军事斗争，也是更高层次的智慧较量，因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需要孙子的智慧，更需要孙子思维方式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