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公平，人们容易联想到一个个历史的幽灵：平均主义，仇富，吃大户，生之者寡、食之者众，高积累、国家全包但几无任何自由，甚至还有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心理：和尚摸得，我也摸得……

但今天人们关心公平，显然不会是受了这些幽灵的引诱。当人们深为子女的成长前景担忧时，他们是在问：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可以选择？当人们深为收入不足烦恼时，他们是在问：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凭借公共资源的稀缺和垄断获得超常保障？当人们为一套房子几乎要放弃所有尊严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同样在追问：为什么有的人成为以房租获利的群体，而自己却要忍受收入与房价比例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窘境？

连任后的首场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提出了“政府良心”说，给公平正义下了个定义：“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如果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职，那么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

与其将良心说理解为仁慈的政府，由此联想到其他国家曾经出现的仁慈，但迟钝，浪费，又喜欢干预社会，无法制约好人做坏事的政府，毋宁可以如此理解：一个不想或者不能推动公平正义的政府是“没有良心”的政府。

想和能是不同的概念。中央政府实际已经在“花钱促进公平”。2007年，政府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6000亿元，是财政总支出的15%。并且也实际上在“花钱买机制”。比如这次《政府工作报告》，在医疗体制方面，公立医院，以药补医，暂时不下定论，先花钱建立基本医疗服务体系，把政府在基本医疗保障上的责任定下来，为以后公立医院体制改革树一些基本的柱子。

同时，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关于下决心进行财税体制改革的表态也可以看出，“花钱促进公平”，“花钱买公平机制”，那个天花板已经清晰地出现在中央政府面前。一个事实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如今一年的公车消费额也差不多是6000亿元。拆掉这个天花板，一个可能是情理之中但并非所有政府官员都愿意看到的后果就会出现，那就是：中央政府要约束挟重资自重的部门，而社会公众将要求预算民主化。

—— 赵 义

权力转型与“敦克尔克撤退”

本刊记者熊培云

中国转型几时大功告成，经常被提及的年份是2040年。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谈到，中国正在穿越历史的山峡，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大概需要200年时间。2008年初，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等人主编的《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一书“从务实的角度出发”，同样将时间指向了这一年—— 中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从低水平民主法制化转向较高水平的政治民主，如果从1979年开始，至少需要 60年左右的时间。

经济还权于民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以苏联模式为样板建立经济体制。早在1917年苏联刚起步时，由于资金不足，对大规模工业化有心无力，于是采用了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仁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让农民无条件地为工业化支付巨额成本。轻农重工的结果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农业搞得一团糟。”(阿尔文·托夫勒)显然，“苏为中用”的这种模式也是中国城乡二元分治的肇始。除此之外，为尽快工业化，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还经常贬损服务业和白领工作，大力颂扬体力劳动，注重生产资料，而漠视消费品。关于苏联的垮掉，几年前吴建民先生曾与记者谈到自己当年两次路过苏联的印象：苏联虽然在很多方面有进步，但民用工业一塌糊涂。

如上所述，中国照搬苏联，50年代后期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将苏联体制推到极端。随之而来的是1960～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和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贫困与混乱使中国政治与社会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的改革才终于浮出水面。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两个凡是”，停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开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推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者“ 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1987年“十三大”把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界定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2年 “十四大”正式提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张。1997年“十五大”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改革虽然在缓慢进行，但是经济上“国退民进”浪潮却脉络清晰。市场化让中国人渐渐走出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获得越来越多的个人自由。

所谓“没有经济自由，就不会有真正的政治自由”，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财务自由与择业自由让中国人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资本”，可以不必像过去那样仰“单位体制”之鼻息。

对此，经济学家茅于轼不无感慨：相较改革开放以前的穿衣服没有自由、找工作没有自由、想挣钱没有自由，想旅行没有自由，想思考没有自由等等，现在中国人的自由显然明显增加。“只要有钱，差不多什么都可以买了，除了土地以外。”

然而，“民进国退”既非大功告成，也非一帆风顺。众所周知，尤其在2000年以后，在一些领域甚至出现倒退，有些地方甚至以“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等为借口，搞“国进民退”的“二次国有化”或者“再国有化”。权力与资本的结盟尽享改革的好处，同时成了继续改革的拦路虎，使社会再次陷入被抛弃与被背叛的境遇。

谈到中国近30年的成就，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关键在于改革开放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变通性的体制和政策，解开了命令经济中行政命令的束缚，扩大了居民择业和创业的自由权利，使得原来被压抑的潜能得以发挥出来。但在市场制度发展起来以后，就必须对这类过渡性的制度作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否则就会带来种种消极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更认为“只有还产于民，才能还富于民”。从交易公平的角度出发，上世纪50年代全面国有化之时，政府曾向国民许诺：你把你的土地和财产都归公、给国家，这是你的付出，但你今后的工作、生活、医疗、养老、小孩教育都由国家包了。那是一种对称的交易。如今，工作和生活责任回归了公民个人，国家基本不管了，而当年被国有化的私人财产和土地并没有还给公民，如此交易显然有失公平，更会留下祸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