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底，由于台湾地区的外交出了一些状况，民进党籍“立法委员”林浊水委员深表忧心，屡屡剀切陈论“政府”短线操作之弊，并提出建言，表示“心存侥幸的律师性格，不适合作为治国策略”。看到这句话，笔者当时即甚有感慨，2005年初，又接连看到台湾地区知名政评家南方朔先生在杂志发表“台大法律系误国论”，并对律师的“官司式狡辩”多有批判，以及杨照先生撰文批评：台湾地区不缺有影响力的法律人，但这些法律人却缺对“法的精神”的尊重。
　　不巧我既是台大法律系校友，也是律师，对诸位意见领袖的批判“感同身受”，可以说是一则以羞，一则以惕。
　　所羞者，“民进党政府”执政以来，台大法律系的校友可说大放异彩，“司法院长”、“法务部长”不论，自“正副总统”、“部会首长”，及至于“民进党主席”，“政府要职”与“政治要位”几全为台大法律人所囊括。但论起表现，却令人十分失望。自杀率、犯罪率、失业率在台大法律人当家之后狂飙不说，这群在位“菁英”许多无视诚信的举措，更成了最坏的榜样。
　　对此“结果”，身为台大法律人的我，只有默然！
　　所惕者，乃是台湾地区的法学教育，的确大有问题。其形成的现象，节用杨照先生的反讽句即是：台湾不缺有头有脸有影响力的法律人。然而，这些有头有脸有影响力的法律人，最缺的则是对“法的精神”的尊重。

考试主义对法学教育的扭曲

　　法律的灵魂，不仅在于“条文的释义”，同时也要注重“精神的伸张”。在台湾地区的法学教育中，却常忽略这一个重要的观点，加上考试主义的助焰，更使得法律的价值遭到扭曲。
　　在大学中，法律学子将全部心力掷注于律师或司法官考试的准备，对社会现象漠不关心，也无暇关心。只要不是律师“考试范围”内的知识，不只是人文精神的基本科目如历史、艺术、哲学，法律学子不关心，连法学领域中未被列入考科的法律科目，也一样沦于弱势。律师考试不考法律伦理，也不考超越国界的法律体系，包括国际环境、经济、贸易、人权等相关法律。
　　法律人，于上，失却了立诸于历史、哲学等面向的价值关心，把自己工具化为“法匠”；于下，在考试主义引导下，连狭义的“法律知识”也被“国内法”所囹圄框限，缺乏国际观。
　　这也是我一直主张提升法学教育品质并大幅放宽律师考试录取率的原因，不要用考试去“绑架”法律学子，把他们从思想的囹圄中解放出来，回归市场机制为品质把关，这时法律学子自会发现，会“考试”没有太大的用处，要立身社会做个有用之人，必须有人文的情操关心，必须有国际的宏观视野。
　　然而，表示羞、惕之后，对于几位意见领袖的批判，特别是将部分“法律政治人”个别不当的表现归诸于“律师性格”所致，我觉得有必要进一步解释“律师”应该有的“性格”是什么。林浊水先生或者南方朔先生所引的反面例证，其实也同时是“律师性格”的反面例证。

反思律师性格与法律人的社会功能

　　针对这些批评，我遂认真地想了想，整理出一些对律师（乃至于法律人）之社会功能的意见与感想。
　　在我的执业经验中，听说过不少对律师的揶揄调侃，但像林浊水委员所说“心存侥幸”的评语，倒是较少听到。事实上，律师性格反而较常被人认为是“过于谨慎”，而非带有冒险倾向的侥幸冒进。例如，企业经营者往往会觉得律师提出的咨询意见，总是“先想最坏状况”、“老说这不能做、那不能做”，这是因为多数律师习以法律为准绳。以律师处理若干非讼业务（比方说为企业提供法律规划）为例，这样一种从外观上看起来“消极”的谨慎，其实担负了重要且必要的“积极”目的与功能，亦即透过事先缜密的规划，将委托人可能面临的不确定性变为确定，以维护其利益。因此，在律师身上，积极性的谨慎与稳健反而是较常出现的性格，甚至可以说，这种谨慎是律师的“必备态度”。
　　严格来说，这样的“律师性格”还满适合成为治国人才的，因为重大政策牵连诸广，谨慎稳健、凡事讲求万全准备，绝对比冒进射幸更能确保施政的进行与国人的福祉。故从实证资料上来看，以美国为例，美国历届总统中即有二十多位曾经做过律师。
　　还有一位法律人成功从政、树立典范的例子，就是1994年至2001年间担任纽约市长的朱利安尼（Rudolph W. Giuliani）。
　　1990年9月，《时代》杂志以某座城市作为封面，背景是一颗破碎的心，加上一行标题“腐烂的大苹果”。内文叙述该城市暴力横行、商业萧条、基础建设七零八落、人人排队领失业救济金的破落景象，如果有能力的话，甚至有59%的民众希望迁居他处。
　　十年之后，《时代》杂志再度以同一座城市作为封面。内文叙述该城市成为全国最安全的城市，中小企业蓬勃发展、大型企业总部陆续迁入市区，就业市场一片欣欣向荣，年轻夫妻乐于在此安家，观光人潮屡创新高，一片欣荣之景。
　　这座城市就是纽约，而让纽约再现繁华的市长就是朱利安尼。除了表现出卓越的市政经营能力外，朱利安尼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地方，就是在2001年“9·11事件”中，当时纽约成为恐怖分子的攻击对象，象征纽约商业文明的世界贸易中心两座摩天大楼，被两架波音767的客机撞毁，当时朱利安尼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坐镇指挥，临危不乱地从容应对，迅速让纽约恢复秩序。

朱利安尼的全观

　　朱利安尼何以有这样的领导长才呢？根据他的著作《决策时刻》（Leader ship）中对自己的描述，他在包括担任律师、检察长的期间，所受到的法律人训练起了关键作用，特别是他养成了对市政全观式的洞察力，以及对任何事情都要有万全准备、周延规划的良好习惯，朱利安尼并说：“当我打官司的时候，除非对经手的案件各项细节掌握得天衣无缝，心里才会觉得踏实。”正因为朱利安尼经历了这种注意全方位的工作态度，才能成为扭转纽约命运的城市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