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录如下：

　　根据俄新网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的信息政策、信息技术和通讯传播专门委员会已经于4月25日一读审议通过传媒法修正案。增加的条款是，进行诽谤的媒体应该遭到关闭。

　　这项修正法案提出的时间点，恰巧是在《莫斯科记者报》于4月11日报称普京似乎将迎娶奥运体操冠军卡巴耶娃的绯闻文章之后，因此让人觉得这两件事情具有联动性。

　　修正案的起草者是俄罗斯最大党统一俄罗斯党的议员施莱格尔，他提出的修正案是针对传媒法第4条进行补充。传媒法第4条列举了媒体不得涉及的报道禁区，即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以及宣传色情和暴力崇拜、披露国家机密等等的规定。施莱格尔认为，第4条还应该把禁止诽谤补充进去，这也被外界解读是《莫斯科记者报》在4月18日被停刊的一项理由。

　　俄罗斯联邦传媒法第4条规定，禁止滥用大众传播自由，其中规定，以各种媒介形式进行信息传播可能导致违法的行为都不被允许，因此像是对于国家机密的泄漏、涉嫌公开呼吁恐怖活动或是公开为恐怖主义辩护的内容，都会被视为是滥用传播自由而导致进行犯罪。此外条文中还包括，禁止各种可能会影响到公民生命安全、身心健康、个人隐私或是尊严的传播信息，或是危害到社会团结的消极报道或是负面报道都被列入不允许报道的范围当中。因此，这项条款在过去一直被自由媒体批评，认为其涵盖的范围过大和空泛，该条款的目的是给执政者有主观解释的空间，这相当不利于媒体事业的发展。然而，当时在叶利钦主张塑造自由化环境与亲西政策等等大的政策方向之下，政府执法单位并没有非常严格执行这项条款，但是条款却为政府在任何可能出现的意外状况之下保留了对媒体制裁的一个行政裁量权和司法诉讼的权利。在叶利钦执政的最后一年，整个国家面临金融风暴和恐怖主义的威胁，俄罗斯的国家处境可以说是内外交困，因此普京执政之后的整个政治氛围都转向对媒体比较严苛的方向上来。

　　普京政府对于要求媒体执行反恐法律的程度比叶利钦执政时期更为严格，普京可以说是执行了叶利钦想做但又做不了的未完成心愿，也可以说普京面临的国土安全情势比上一任总统更为严峻。2006年3月6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关于打击恐怖主义法(简称反恐法)，该法的主体架构是延续了叶利钦总统在1998年7月25日所签署通过的第一部反恐法案，其中的第十五条款关于告知公众关于恐怖活动的规定部分，其宗旨在于避免反恐总部在进行打击恐怖分子过程中所可能因媒体报道而产生的干扰。

　　传媒法案曾经在普京执政时期面临一个严重箝制新闻报道的修正案，当时杜马预备增修的条文是任何可能助长恐怖主义的报道都要被禁止，这是在2004年9月1日爆发别斯兰人质案之后的提案，最后普京否决了杜马在两个月内三读通过的修正案。但是普京要求媒体需要制定自律公约，而司法也将严格把关看媒体是否落实第一部反恐法中的规定。事实上，普京就任总统的第一任期开始，打击恐怖主义成为强国政策的核心，俄罗斯媒体回归国家化，传播法规成为媒体服务国家的稳定因素，必要时也是政府可以祭出的撒手锏。司法调查开启了媒体国家化与自由化之争。反恐法赋予军队武力攻击、警调单位搜捕的权力，并且明文规定媒体报道可能涉及助长恐怖主义的具体操作项目，新闻箝制从体制改革的控管进入新闻内容的控制。普京否决这项传媒法增修条文的目的在于，媒体需要靠自律来保留新闻自由上的一点空间，当国家发展一旦趋于稳定或是经济改革获得实质上的成就之际，媒体可以再回到比较相对自由的环境。

　　普京建立的威权政府不是一天形成的，普京不但继承了叶利钦希望恢复俄罗斯强国地位的脉络，也承担了民众希望改善生活质量的愿望，这样普京认为只有要求媒体摆脱商业利益，配合政府改革的措施，俄罗斯才有可能走上强国的道路。

　　自从俄罗斯传媒法颁布以来，俄罗斯媒体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空间。媒体的私有化、股份化让媒体同时取得独立的编辑权力和商业经营空间，但是媒体记者很快地便转向了金融工业寡头，寻求经济支柱。这种寡头媒体的崛起决定了俄罗斯媒体转型中的主要面貌：寡头因参与政治与享用国家资源攫取了巨大利益，这种形势虽然瓦解了过去的俄共势力，支撑了叶利钦十年的执政基础，但同时也摧毁了俄罗斯国有的经济基础。此间，俄罗斯媒体人就是在这个转型阶段体验了新闻自由与学习了监督政府的第四权力。伴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普京试图遏止电视政治新闻的丑闻化与政党之间利用媒体放话造成的人事恶斗。在叶利钦时代媒体因自由化环境所产生的漫天飞舞的口水批评与散布不实传言的报道，最后都将在法律规范与执行之下回归到政策面的实质讨论。俄罗斯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也多次公开强调稳定是进行改革的基本要素的想法。俄罗斯媒体的另一个契机在于经济领域的专业化：新闻媒体进入反恐阶段后，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威权政治气氛之下，就要看未来俄罗斯的国家领导人如何处理经济改革中媒体所需扮演的角色。此时媒体的报道需要更趋向专业化与深度化来解决新闻箝制后所带来的阴影。(胡逢瑛吴非) (本文来源：中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