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严打引发官司，军方无视大法官

　　美国建国后，奴隶制成为美国人一个头痛的问题。自由的北方和保有奴隶制的南方就奴隶制问题的斗争，可谓是争吵、妥协、再争吵，直至战争。1860年，主张限制奴隶制的共和党人林肯（Abraham Lincoln）当选为总统。南方感到奴隶制的末日将近，干脆来了个先下手为强，扯旗造反，另立中央，在林肯就职前，先于1861年2月退出联邦，成立了由南方7个州组成的“美利坚联盟”（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后来又有4个州加入）。南方不仅闹独立，而且还开始进攻设在南方的联邦军队要塞，南北战争随之爆发。
　　当时的林肯总统，受命于危难之际，上任于动乱之时。为维护美国的统一和完整，他处心积虑，尽职尽责。尽管他出身律师，对美国宪法了如指掌，但是为了联邦的统一，1861年4月27日，在国会休会期间，林肯愣是不顾宪法的约束，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下令暂时中止一些不稳定地区的人身保护权，也就是准许军事人员不服从人身保护权的命令（即法院发出的人身保护权令），并且扩大了宪法未授与总统的一系列战争权力。
　　马里兰州就是其中一个暂时中止人身保护权的地区。联邦政府认定马里兰为不稳定地区，主要有两个考虑：一是它拱卫京畿的特定地理位置。美国首都华盛顿是联邦政府成立后新建立的城市，由南方马里兰和弗吉尼亚两州各划出一部分土地组成。因此，在地理上，它被两州包围。南方叛乱后，弗吉尼亚脱离了联邦，直接威胁到华盛顿，但好在两地有波托马克河的一河之隔，否则，美国联邦政府可能要迁都了。而马里兰州则从南、北、东三个方向紧挨着华盛顿，马里兰州稳定的话，有助于京畿重地的“保卫”，马里兰州动荡的话，则构成了对首都的“包围”。所以，不论是保卫还是包围，马里兰州都是一个战略要地。
　　二是马里兰州尽管留在北方，但作为蓄奴州，许多人同情叛乱的南方各州，有些人更是“身在北营心在南”，替南方叛乱分子收集情报，进行颠覆破坏活动。因此，对马里兰州，林肯是不敢不防，暂时中止人身保护权的做法实出无奈。
　　林肯的行政命令导致了一场针对南方间谍活动的严打运动。战争初期，联邦军队跟南方叛军的作战是屡战屡败，但对付破坏分子却是小菜一碟，遂把吃败仗的怒气，全都撒在了破坏分子身上。有了林肯的命令，联邦军队军官们便可以无所顾忌地“大打出手”。有一位在“严打”中被抓的嫌疑犯叫约翰· 梅里曼（John Merryman），此公是马里兰州首府巴尔的摩地区考基斯维尔（Cockeysville）镇上的头面人物，既富有，又有政治影响，是马里兰州农业协会会长，还做过州议会的议员。而他老爸还是首席大法官坦尼的大学同学。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据说暗地里却在组织当地的阴谋叛乱活动，参与破坏当地的铁路桥。
　　5月25日凌晨，军方夜袭梅里曼的家，把他从被窝中拖走，带回军营。天一亮，他的律师乔治· 威廉斯（George Williams）赶到扣押梅里曼的军营，要求军方出示抓人的法律文件。军营指挥官以国家安全和军事机密为由，拒绝出示任何文件。威廉斯碰了钉子后，原想找联邦地方法院法官寻求公正，转念一想，他们不仅级别太低，而且近来一直对军方的某些违法的做法不闻不问，装聋作哑。他遂直奔华盛顿，径直去找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杰·坦尼（Roger Brooke Taney，1836－1864年任首席大法官）。
　　坦尼此时已经84岁，老态龙钟。听完威廉斯对梅里曼案的陈述，坦尼极为震惊。针对威廉斯提出的要他下达一份对梅里曼的“人身保护令状”的要求，也就是下令把嫌疑犯带到普通法庭，由法官审理，陪审团定罪。坦尼思考再三，如果他在华盛顿发出一份要军方答复的令状，负责巴尔的摩地区防务的乔治·凯德瓦尔德（George Cadwalader）少将可能会以不能离开自己防地为由拒绝。为了避免这一情况发生，坦尼不顾年老体衰，立马赶到了巴尔的摩。因为他同时兼任此地的联邦巡回法院法官。5月26日晚，坦尼给凯德瓦尔德将军下达一份人身保护令状，要他在第二天中午11点带着梅里曼，来巴尔的摩的联邦法院法庭见“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一看这架式，凯德瓦尔德将军一方面赶忙派人向华盛顿陆军总部请示，另一方面派一位李姓上校副官代替自己出庭。这位上校赶到法庭时，已经晚了20分钟。只见他佩剑在身，全副武装，威风凛凛，看上去比首席大法官还牛气。他神情严肃地告诉法庭，将军军务缠身，不能到场，特派他前来解释军方立场。他明确表示，军方已控被告阴谋进行反对政府的武装叛乱，并宣读了凯德瓦尔德将军的严正声明：“在此类案件中，美国总统正式授权我出于公共安全考虑，暂时中止执行人身保护令状。这是一项崇高的信任，我受命根据自己的判断和意愿来执行。不过，我也被告知在内战时期，如果出现失误的话，也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
　　最后，凯德瓦尔德将军非常客气地表示，希望坦尼考虑到战时的特殊情况，在他得到总统进一步指示之前，请法院不要再采取任何行动，以免影响军方和法院的相互信任，“增加我们之间的尴尬”。凯德瓦尔德将军的这番解释，可谓绵里藏针。与大多数行伍出身的将军不同，凯德瓦尔德将军从军前是位执业律师，他还有位兄弟在费城联邦地区法院当法官。因此，他对法律相当熟悉。尽管他对逮捕梅里曼的合法性也有所怀疑，但战争时期，他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同时也希望坦尼大法官不要太叫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