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儒马一浮

www.dokg.com   2008-4-15 21:52:54  来源:楼达人

    马一浮(1883-1967)是在30年代就被丰子恺等海内外学者誉为中国书法界的泰斗、当代孔夫子的爱国学人。但因他一生淡于名利,不求闻达,即使著述等身,也怕“贻叽大方,且误后人”不肯轻易付梓,所以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多次拜访过他,毛泽东宴请过他,但很多人,即使是现在已成了学者、编辑和教授的一些人,也仍然不知道他。近年来,党和国家号召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国际上儒学热又方兴未艾,
于是报刊上关于现代儒学三圣之最的马一浮的文章也多起来了。《人民日报》海外版在1992年1月13日刊登沙孟海先生《〈马一浮遗墨〉序》之后,又于2月1日刊登胡乔木同志《介绍马一浮先生》等文章,用整版的篇幅介绍马一浮遗墨的各个方面。笔者跟马一浮相识多年,特在胡乔木同志文章后不揣冒昧写成此文以飨读者,并纪念马一浮诞辰110年和逝世25周年。

  勤奋加天才  博学成大儒

  马一浮自幼聪明颖悟,记性过人,享有“神童”、“怪兽”之誉。他8岁初学做诗,9岁能颂《文选》、楚辞。10岁时,其母指庭前菊花命作五律,限麻字韵。他应声而就,曰:“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他母亲听后高兴地说:“此诗虽有稚气,颇似不食烟火语。汝将来或不患无文,但少福泽耳。”不意言个正着,这首诗竟成了马一浮一生坎坷的先河。

  马一浮一生好学不倦。母亲去世后,父亲曾延聘一位有名望的举人来家教读,授以经书。但不几天,这位西席就因发现马一浮的才智大大超过了自己而只好退避三舍,辞馆另就。从此,他父亲便只好任其自学,而马一浮也更寝馈不辍,勤奋有加。所以1898年他15岁跟周树人、周作人等参加绍兴(时称会稽)县试时,居然名列榜首,远在周树人昆仲之上。当时他写的文章系全集古人佳句而成,天衣无缝,宛若己出。因此在闱卷流传中被求才若渴的社会贤达汤寿潜看上,选为快媚。

  毛泽东说:“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阶层。”戊戌变法启迪了马一浮。为了能直接读到西方原著,探求民族富强的真谛,不久,马一浮就到上海学习英文、法文、德文,并于1903年赴美国、德国、日本诸国留学。回国后,为了融会中西文化,他又从1906年起寄居杭州广化寺潜心国学,专政文澜阁四库全书,3年之内足不出户,遂淹贯群书,尽读四库全书36000余卷。

  马一浮靠自学精通了英、法、德、日、俄、西班牙、拉丁等七种文字和梵文,写有《泰和会语》、《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老子道德经注》、《庄子笺》、《希言(附三易略义)》、《蠲戏斋诗编年集》、《芳杜词剩》、《尔雅台答问》、《避寇集》等等著作,是被梁漱溟赞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集文史哲到儒释道大成于一身的大师,是周恩来陪伏罗希洛夫拜访时称之为中国当代唯一的理学家的爱国学者。其成因就在超人的天才和非凡的勤奋。丰子恺在1940年写的《桐庐负暄》中说:“无论什么问题,关于世间或出世间的,马先生都有最高远最源本的见解。他引证古人的话,无论什么书,都背诵出原文来。记得青年时,弘一法师做我的图画音乐先生,常带我去见马先生,这时马先生却只30余岁。弘一法师有一天对我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他用食指和拇指略示书之厚薄),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书还不及马先生之多。’当时我想像不到这境地,视为神话。后来渐渐明白,近来更相信弘一法师的话决非夸张。”(见《缘缘堂随笔》)

  马一浮人比较矮,但脑袋特别大。新中国成立前夕,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召开,马一浮被邀参加。他平时不戴帽子,这次要到北京开会,为了保暖,家人想给他买顶帽子。可跑遍杭州竟找不到他戴得下的大号帽子。由此可见,马一浮天资之高,似和大脑发达直接有关。

  东奔又西走  爱心在祖国

  马一浮年轻时就富有强烈的爱国热忱。他在上海自学外文时就边学边用,跟谢无量、马群武办起了《20世纪翻译世界》,翻译了《日耳曼之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党史》和斯宾塞等西方文学作品来唤起民众。1903年,当20岁的马一浮前年丧父、旧年失偶之后,便蓄须不娶并置个人于度外,毅然鬻家产东渡重洋到美、德、日本诸国悉心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哲学以探究救国救民的道路。这个时期,他不但翻译了日本松平康国翻译的意大利的《政治罪恶论》等西方哲学著作,翻译了《唐·吉诃德》(题为《稽先生传》,登于1905年上海《独立周报》)等西方文学名著,还在1904年于德国柏林读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后立即把它捎回祖国送给了他当时寄予厚望的光复会会员刘师培办的国学扶轮社,期望得以传播。后来刘师培变节投靠袁世凯。袁世凯倒台后,国学扶轮社被抄,《资本论》进了旧书摊。马一浮在书摊上见到自己题跋过的《资本论》便又购回送给了浙江大学--前身是求是书院。

  1905年,汤寿潜为了抵制帝国主义侵略,夺回浙江铁路建筑权,在旅沪浙江同乡会(此会是清末革命组织光复会的基础)支持下与张元济等成立浙江铁路公司,自任沪杭铁路总理。由于当时杭州拱辰桥是日本租界,工业发达,经济繁荣,因此汤寿潜最初把沪杭铁路终点站定在艮山门并准备从艮山门再铺一支线到拱辰桥。一天,马一浮到岳父家作客,汤寿潜见爱媚从欧美游学归来,道德文章颇有建树,名气很大,便把铁路图纸交给他请他参议。谁知马一浮看后却一把将图纸撕成两半。“这是为啥?”幕僚们大惊失色忙问何故。马一浮便说:“中国人造铁路要为中国人着想。为什么不把终点站定在羊市街闹市区北端附近,再铺一支线到南星桥,以便水陆衔接和今后铁路南延,而要把终点站定在艮山门,铺支线到拱辰桥租界去方便日本人呢?”汤寿潜觉得他的话言之有理,于是这位富有民族与民主思想在光复后首任浙江都督旋又改任孙中山临时政府交通总长的岳父,不但不以马一浮撕图纸为无礼,还按他的方案把艮山门改为货运站而在羊市街北端城内即今天的杭州城站建了一个终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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